二、阶级话语的构建与后果

　　梁漱溟先生一直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传统社会，只有职业分殊，没有阶级对立，原因有二：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的人颇占多数。卢辉临则将革命前的村庄称作“没有地主的村庄”，他通过检索相关社区研究资料发现，“革命前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村庄内完全依靠地租生活的出租地主非常少见，这提醒我们，盛行于各种学术分析中的‘地主——农民’之间的对立，至少在村庄内部是一个错觉”[8].

　　梁漱溟和卢辉临讲的，只是反映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无地主的一面，不过，中国农村地域庞大，不同地区的情况相差何止万里。据吴文晖的统计，建国前中国水耕地区土地占有状况中，30％的地主和7％的富农，分别占有了30％和27％的土地，而23％的中农和67％的贫雇农（含其他），仅占有23％和20％的土地[9].其中1940年四川全省有79.07％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8.6％的地主手中，其中土地最肥沃的成都县，竟有9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占人口1.1％的地主手中。浙江平湖县，大地主户数仅占总户数的5‰强，而占有田数为耕地总面积的30％强[10].

　　之所以出现以上两种估计的偏差，原因之一是研究的地区差异，水稻种植地区地力高，有投资价值，而旱作农业区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太低。二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的破败与凋敝，尤其是社会不安定，使有钱人不愿也不敢住在乡下，并逐步脱离了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毛泽东曾描绘过在大革命形势下地主逃亡城市的情景，他说：“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民投降”[11].

　　卢辉临又说，“在革命前的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分化主要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经营、生产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小生产者之间的分化，是一种有限度的‘阶级分化’类型”，经济分化“通过广泛的社会生活，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象征和仪式进一步成就村民在社会地位上的位置和差异”。卢辉临借用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认为革命前的农村中各种保障穷人生存权利的习俗，促进农民接受社会分化的结果的“命运观”，可以看作是“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社会分化由经济生活中的上升和下沉开始，通过各种仪式表达出来，在“文化网络”中获得其合法性。他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能够不依靠强大的官僚机器和军队维持秩序的部分原因[8].

　　传统社会中农民经济分化不是很大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适应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传统社会一定程度上存在斯科特所说农民的道义经济，存在着村庄共同体。尤其是中国南方农村，在有些村庄，宗族的公地甚至占到全部耕地一半以上，这样的村庄就有更加强大的内聚力。

　　但是，传统社会中，农民经济生活十分贫困，正如斯科特讲的，只要一阵细浪，就可以将水深到颈的农民淹死一样，这时候的任何经济分化，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虽然这种分化被农民表述为白面馍和糠麸的差别[8].因此，无论建国前农村土地占有的分化是否严重，地主阶级是否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及是否对农民残酷剥削（局部起码是相当严重，不然减租减息就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革命后土改阶级话语的输入，将农民中低经济水平的外人看来并不明显的内部分化，有力表达出来，并引起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农民不再只是按照亲缘关系，而是按照土地占有情况，来重新排队。占有较多土地并有剥削能力的地主富农，被新社会彻底边缘化，贫雇农因为被剥削，而成为养活地主富农的人。吴毅说，“翻身的确切含义是乡村精英评价标准和精英群体的整体重建。按照新的标准，富人是剥削者，穷人是被剥削者。剥夺剥削者，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便是翻身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翻身以阶级斗争为武器，锋芒直接地主、富农这些传统阶级”，以及其他旧秩序的代表人物如保长之类。当革命将传统的精英打倒以后，便按照新的政治标准，来寻找和形塑村庄精英，而评价和遴选乡村精英的标准，也从过去注重财富和文化的积累，转变为了贫穷与革命，尤其那些能够较快地学习和运用新的政治话语和权力技术的以前的农村边缘人，走上了新时期村政的舞台[12].

　　王铭铭认为，在溪村，“土改”的第一内容不在于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在于对家族的公田与私田进行统一再分配，其结果，就是导致公田的消失及原有的民间互助制度、社区联营制度和地方仪式的衰落[13].

　　阶级斗争话语的建构及其展开，十分有效地破坏了传统村庄与宗族内部的认同，从而使村民从社区中解放出来，转而认同新中国的国家政权[12].也是从此开始，中国才真正地完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农民成为共和国的公民，在国家与公民之间，不再有一切中间的环节可以阻挡，公民可以直接诉诸国家的法律及意识形态武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也不再允许有一个法外之物来阻挡自己与公民之间的互动[13].

　　张乐天则进一步认为，之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合作化及人民公社的推行会比较容易且相对有效，很大程度上与建国以后，国家运用阶级斗争的话语，彻底摧毁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组织，消除了一切可能导致有组织活动的因素（如财富和宗族等），从而使农民都变成了单个的个人，而当农民过去可能利用的传统纽带部分被切断以后，风雨飘摇中的小农只得依赖政府，因此形成了一种国家——小农格局，并为农业集体化提供了道路[14].

　　阶级斗争话语较组织建设，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家通过建立基层组织向社会渗透时，组织是一种外在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力量，尤其是没有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阶级话语通过重新定义农村社会的精英人物，一方面打击了传统农村社会的精英，同时又获得了农村社会内部的坚定支持者——那些得益于阶级话语的以前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民。农村精英的更替及国家从农村社会内部获得的坚定支持者，打破了以前横阻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地方性力量，从而真正使中国从一盘散沙的状况中组织起来，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①。阶级斗争话语并未随着土改的过去而消失，而成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基本话语及开展各项运动的有力武器。阶级话语的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阶级话语作为现代的话语，是随着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而产生的，阶级话语与个人权利话语都是现代性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在中国农村的历史政治运动中，阶级话语都是以传统中国义务本位的逻辑来展开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所有破坏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动向，张扬个人利益，在阶级话语下面不被允许。而个人权利本位的现代性，则以个人利益的张扬为基础。后面我们将讨论与个人权利相联系的另一种现代性的话语，即权利本位的话语。

　　要作一点说明的是，传统中国的一盘散沙，并非指农民在村落中的一盘散沙，而恰恰是因为村落内部的合作及农民对村落的认同，阻止了国家与农民的联系，这与传统国家本身有关，又构成了建立民族国家时的一个障碍。当农民认同村落并因此妨碍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时，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这盘散沙的沙粒就是一个个宗族村落。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通过阶级斗争话语的建构，通过新的基层组织的建立，打破了村落与农民的传统关系（当然，不同农村地区，打破的程度有些微差异），农民在村落内部的传统联系减少了，却对国家的认同增加了。农民在村庄内部更加分散，成为村落内的一盘散沙，却又在国家建构的话语及基层组织体系（以人民公社为典型）中组织起来，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这也就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为现代化的开展，及为中华民族回应西方的挑战，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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